[70]这种观点会进一步导致要求取消法律行为和其他法律事实的区分，进而要求取消法律行为概念，因为法律行为和其他法律事实的根本区别在于：法律秩序赋予法律后果时是否考虑行为人的意思。
自2000年至今，该县政府和相关部门处理的主要社会矛盾既体现在与乡村治理相关的农村用地纠纷、林地纠纷、基层选举，也包括城镇发展过程中较为突出的企业改制、劳资纠纷、房屋拆迁等冲突。根据《意见》，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依法作出的判决、裁定为终结决定。
[37] 另一方面，近若干年来中央信访部门进一步明确基层政府对以闹求决、以访牟利的违法行为的依法处置权限。[21]资料来源：《下岗老民办教师申请报告》， S县信访局内部资料，本文作者收集。(一)合正义性与合规则性——上访者与基层政府对合法诉求的不同界定 上访群众和基层政府话语中的法治修辞的分歧，首先体现在他们对诉求本身合法与否的不同界定。[29]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将是否遵循《信访条例》等相关规范设置的信访秩序作为判断是否依法上访的主要标准。基层信访部门的这种职能定位与许多上访者的认知与期待大不相同。
在基层信访部门的视角下，其职责在于形式要件方面审查上访诉求、及时转送至相关部门，在程序上保障了上访者的申诉权利。2005年《信访条例》即对逐级上访和依法上访做出相应规定，即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大后，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四）借水行舟：文化法的协同保护 我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等非通用语言立法尚付阙如，在法律规范供给不足的既定条件约束下，可以充分借力与方言相关联且已经或正在建立的其他领域的文化法，从更为广阔的整体性视野来构筑方言的行政法保护机制。我国当前的文化政策明确支持产学研合作的创意设计和产品研发。前者是防止方言灭失的基本措施，后者则是方言活态保护的治本之道。前者如禁播方言译制片、校内讲方言被罚、主持人方言限令等。
[18]《博物馆条例》第3条规定：博物馆开展社会服务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三、汉语方言行政法保护的具体路径 汉语方言的行政法保护机制，可区分为消极保护与积极保护两个层面：对方言译制片禁播令、学校处罚校园内讲方言等限制或禁止方言使用的行为作出限制，或曰放松行政管制，实际上构成了对方言的消极保护。
2014年年初，国家广电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广播电视节目规范使用通用语言文字，在推广普及普通话方面起带头示范作用。2016年上海市语委印发的《上海市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关于方言保护的提法有所突破与创新，该规划提出了实施地方语言文化进校园行动、妥善处理推广普通话和保护上海话的关系、建设运维展示上海方言特点、口传文化、人文风俗的上海语言文化资源网络展示平台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三）柔性保护：行政指导的引入 在相应的法律不存在或不完备的情况下，行政指导能够根据情势变化采取灵活性的手段，借助行政相对人任意的合作而迅速达成行政目的。在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遗法》）中，均有关于语言的规定。
[20]参见《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第10号）。作为文化的载体，每一种方言都承载着一种独特的文化，方言的消亡会给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明遗产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具体表现为：缺乏必要的公共机构和方言文化基础设施，方言未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产业促进范畴，未能平等拨付与语言发展相关的经费等。（一）方言文化属性的特殊需求 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其存在的价值在于语言的文化功能。
对已经列入非遗名录的以方言为载体的文化遗产，如发现存在忽视或保护不足的情况，可以启动检查监督程序，落实对方言的保护工作并依法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行政责任。[9]参见张慰：《普通话推广的祛魅化—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通知为研究对象》，载《人大法律评论》2015年第2辑。
因此，亟需构建方言保护的行政法机制。行政法保护 【全文】 方言是指一种基于地域性或社会因素所发展的语言变体形式，具有特殊的词语和语法结构。
[8]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页。政府对方言的支持是方言存续的前提，但自上而下的政策不能弥补自下而上支持的缺乏，确保语言在家庭中代际的传递更为重要。[14]当前濒危方言的保护主要是由学者们及相关部门、机构通过建立语音资料库或档案的方式予以保存。对于通用语言，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推广与普及。对以方言为载体的演艺娱乐产业的开发，不仅能增强作品趣味性，发挥地域文化特色与传统文化底蕴，还能提高方言使用率，扩大其影响力，增强使用者对方言的认同，消除方言歧视。[4]就国家语言治理的效率而言，通用语是不可或缺的，但运用国家强制力推广通用语应限于立法、行政、司法、教育、大众传媒等公共领域，在家庭、娱乐、市场等私人领域，则应尊重和维护人民的选择权。
[12]参见刘飞宇、石俊：《语言权的限制与保护—从地方方言译制片被禁说起》，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6期。当前，学界主要从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等视角探讨方言保护问题，而有关方言的法律保护尤其是行政法保护的研究尚不多见。
除博物馆外，档案馆、图书馆均能发挥大致相同的作用，在《档案法》的修订和《公共图书馆法》的起草制定过程中，皆可列入对方言的记录、保存、存档以及教育等静态与动态保护方式。方言是特定地域人们共同生活经验的结晶，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
好风凭借力，方言保护应被写入这部文化基本法中。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禁止过度：放松对方言的行政管制 我国《宪法》的推广普通话条款不应被误读为国家语言政策的唯一目标，其限度在于不能以牺牲个人语言权利为代价。
构建公众参与和公私合作机制。《非遗法》的规定也包含了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比如，国家有义务采取特别的平衡措施，通过广播电视节目的强制性时段分配比来保障地域方言发声的可能性。[16]在我国，许多民间故事、各种地方剧（如秦腔、越剧、黄梅戏等）、地方音乐（如山歌、粤语歌曲）、地方曲艺（如上海独角戏）都是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首先，利用《非遗法》的行政调查制度掌握方言的濒危情况。方言文化并非专属于私人之财产，而是整个国家、汉民族和特定语言社区的公共财产。
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通过行政指导、行政规划、行政给付等多样化行政方式，安排财政支持，将方言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产业促进范畴，设置濒危方言保护示范区，提供方言语言服务，等等，则构成对方言的积极保护。在方言教育方面，博物馆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6]游汝杰：《方言和普通话的社会功能与和谐发展》，载《修辞学习》2006年第6期。方言保护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濒危方言保护。2000年，国家颁布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四、结语 汉语方言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传统的载体。
对于方言，国家的主要作用方式是存续和保护。第一，在行政管制的范围上，应确立限制方言使用的情形限于公共服务领域，不得限制在私领域使用方言的自由。
但是，运用行政力量保护方言是否具有正当性理由？方言值得行政法保护的法益是什么？这就需要行政法学理上的证成。目前，《文化产业促进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草拟中，该法将明确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义务，以确保民众可以享受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
（2）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批准的播音用语。实际上，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重申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为方言使用保留了一定的空间。
